《小小的家》，一股洗涤人心的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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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作为一个市民生活下去，把日常生活中接触或感受到的最激动人心的事，借某种缘由逐渐搞成雏形，在反复构思中形成骨骼，然后附以血肉，最后成型。像这种能够感受到切肤温暖的作品，我一直想看，也一直想拍。”这是山田洋次在自己写作的《我是怎样拍电影的》一书中的一段话，而这位老导演在去年的新作《小小的家》一片中，身体力行地将这一艺术理念完美地付诸了实践。

　　《小小的家》时间跨度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当下。终身未嫁的多喜婆婆生前在青年荒井健史（妻夫木聪饰）的鼓励下，亲笔撰写了一部“自传”，回忆了自己少女时期从乡下到东京一户中产家庭里做女佣的故事。一个从乡下来到大城市，不经世事，朴实善良的少女，正是山田洋次上述提及的那种再平凡不过的市民。剧中的青年在婆婆生前督促她写自传时曾半开玩笑地叮嘱：婆婆，你一定要讲真话啊，不能美化历史啊。对此，多喜婆婆显得不屑一顾，言下之意是：我说的就是我看到的事实啊，我没有必要修饰什么。

　　确实，作者选择这样一个在社会阶层中微不足道的角色将故事娓娓道来，旨在为观众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历史视角——正因为角色单纯的性格和社会背景，得以无政治倾向，无经济利益，甚至无宗教好恶地，仅仅从 “人之常情”出发，平易近人地叙事。这也是我愿意为耄耋之年的山田洋次导演再次鼓掌的原因：这部电影从头至尾，在创作上，既没有暮年的颓丧失落，也没有倚老卖老的说教。对日本的家庭伦理，战争历史，既有内敛深沉的反思又有充满人情味的注释。黑木华扮演的年轻多喜一张干净至极的面孔，像一汪清水，又像一面明镜，投射出那个“小小之家”的历史影像，而这一个小家庭的故事背后，何尝又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起起伏伏。山田洋次没有以一个审判者的眼光或是所谓的上帝视角来批评国家、个人犯下的错误，而是强调了“女佣”一颗微小、纯善的心，通过她的挣扎与痛苦，她做出的选择与守望传递了作者对民族国家，以及对人性的希冀。

　　整部电影虽然两个多小时，但维持了日本电影“润物细无声”的美学，对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描述将每一个人物的样貌塑造得立体起来：小家的中年男主人是一个玩具公司的高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者，也和许多大男子主义的日本丈夫一样，不问家事，亦不会顾及妻子的感受，喜欢整天和同事们在自家客厅里一边喝酒一边高声阔谈国事、生意，不时还插科打诨地穿插一些性话题。而松隆子扮演的女主人则是一个端庄优雅，虽已为人妻，为人母，但仍然风姿犹存的美少妇。她热爱艺术、听古典音乐，阅读《乱世佳人》，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十分精致。虽然乍看之下，她也像许多日本少妇一样安于小家的生活，相夫教子，但一目了然的是，不论是外貌还是心性，她都与自己的丈夫不太匹配。电影的前半段一直在这样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中进行着，但观影体验丝毫不乏味，这不单因为山田洋次扎实到位的剧本和不露痕迹的叙事技巧，时不时贯穿的作者式的小幽默、以及各个演员火候得当的表演（女主人和女仆的表演都可圈可点 ），都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被带到了昭和年代的日本家庭氛围里。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这个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日本家庭的日常谈话中：例如男人们对美国饮食文化的评价、对东京申奥，对战争，对征召令的看法，从而轻而易举地了解到日本在当时国际时局里的微妙位置。

　　对我而言，片中最动人的两处，是女佣被因婚外情而心烦意乱的女主人斥责后在厨房痛哭的场景。另一处则是老年多喜在写出没有替女主人给情人“送信”的真相时痛哭流涕。在第一个画面里，年轻多喜的眼泪并不是因为被女主人责骂而委屈，而是因为她对女主人以及对这个家庭血浓于水的感情，让她为这个家庭即将可能出现的分崩离析而心碎。而另一画面里，独居的老人握着笔，回忆至在战火中丧生的男女主人以及那个成为废墟的小小的家时，泣不成声地说：“我实在是活得太久了啊。” 这是在表达一个独居老人的孤独吗？或许并不尽然。动人之处恰恰并不是老年女佣的顾影自怜，而是她埋藏了一生的“内疚”。她内心的秘密是一次“背叛”与“忠诚”的较量，也是小小的她在乱世里，在风暴中，对于那个已经逝去的家庭的最后守护。年轻的多喜甚至不能从伦理道德上去指正女主人“廊桥遗梦”般的恋情，她甚至因为眼见女主人为了婚外情日渐憔悴而心急如焚，同时，她又担心这段地下情被曝光而惶恐不安，最后，出于一种她自己都无法明了的原因，善良的她不得不在余生，背负着“欺骗”的罪责并且一直备受自我良心的煎熬。

　　在一个国家面临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飞速膨胀或是直线衰败的年代里，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动机相较之下显得多么不值一提。可是，回顾人类的历史，当我们被自身的欲望一次次推入绝境时，不正是这样一种卑微的却如金子般闪耀的心，照亮了我们的面孔，让我们得以再次摸摸一颗干净的良心的模样吗？

　　《小小的家》并没有在多喜婆婆的故事讲完后结束，代表着青年一代的荒井健史和女朋友一起找到了“小小的家”中曾被多喜照料的少爷。时过境迁，当初的孩童已经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失明老人了。老人得知了真相后，以一句笑中带泪的玩笑话（又是山田洋次式的幽默）原谅了母亲的不伦之恋，亦原谅且感激多喜犯下的“错误”。最后，年轻人推着老人在海边走着，老人感叹：“那真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年代啊，希望这一切不要再发生了。”这句话显然也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山田洋次通过角色之口，对于年青一代人所要传递的态度。

　　在观影感受上，这部2014年上映的电影，对我个人的冲击甚至意外地超过了同年的《利维坦》和《冬眠》。总结下来，可能是日本与中国相近的东方美学与家庭观念让我在观影上更易有代入感。另一方面，我总觉得，欧洲电影描写“恶之花”的凛冽笔法，以及许多作品里反思战争时所表现出的绝对冷静、甚至有一些冷酷的态度，好像一盆冰冷的水，虽痛彻心扉，但也叫人难免感觉毛骨悚然，每每看完，总是陷入一种对人类命运的绝望中而不可自拔。相反，山田洋次塑造的这个“女佣”角色所折射的普世价值却如一股涓涓暖流，不但洗涤人心，更给人传承的希望。

　　回到山田洋次的电影书，书中另一段话：“有一个词叫‘私心’，即是指‘我’。去私心也就是要达到天真。只有在去除‘我‘求得天真之时，方能体现此人的个性。只有去了私心才能达到真正的我。我们应该坚持不用我们的尺度衡量事物，而用客观的尺度判断事物，用观众的语言表达事物。自我表现、吓唬外行这种出于私心而创作的人是最可耻的。”这段话，值得许多中国内地正因票房而春风得意的电影工作者们参考。毕竟，这些年来，内地的大银幕上，实在有太多浮华如海市蜃楼般失真的青春回忆了，也有太多挥洒不尽的荷尔蒙和肾上腺素，却少有这样一部以小见大，真正“诚恳”，从一个小我的审视来正视国家历史的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