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北影节大师班邀请到英国导演柯文思，与制片人韩轶就“记录的艺术和人物的建构”为主题展开漫谈，两位分享了诸多关于纪录片的理解，并结合柯文思数十年的纪录片制作经验，给中国年轻创作者提供了不少干货。

　　从2015年开始，柯文思导演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中国普通大众的生活和情感被他用高度精准的视听语言囊括在镜头之内，他拍柴米油盐，也拍社会变迁。他是本届北影节“天坛奖”国际评奖委员会成员，曾受邀担任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他与他的团队积极融入百姓生活。在柯文思眼里，纪录片与剧情片的分界并不绝对，体裁和题材都只是人为划定的范畴，更深刻、更值得讨论、更具世界意义的内容永远在真实的彼岸等待电影人的探寻。

　　

　　纪录片的定义长久以来都是争论的焦点，与剧情电影相比孰轻孰重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大师班开场便从“非虚构与虚构”这一话题作为切入，正如韩轶所言，“我更愿意把纪录片讲成‘非虚构电影’，在我看来它们都是电影，只不过是两个形容词不同”。韩轶认为，与其将纪录片和电影完全区分开来，不如用“非虚构”来定义更能清晰地看到纪录片的本质。

　　柯文思从纪录片创作者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与被拍摄者的关系是区分虚构电影与非虚构电影的关键。柯文思用戏剧的例子类比虚构电影，“我们（电影导演）跟演员沟通，支付演员薪酬，演员扮演他们的角色，他们每天都会来到现场进行彩排，扮演各自的角色，最后领取工资就走了，这就是整个过程。”

　　

　　柯文思

　　对于非虚构电影来说，被拍摄者所承担的责任要复杂得多，因为合作者并不是以表演谋生的演员，而是真实鲜活的人，“他们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理想，他们不希望靠自己的表演领取薪水，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纪录片来表达一种说服力。”为了让被拍摄者能更自如地表达，沟通成了纪录片导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导演要提供给纪录片演员安全感，能够让演员安心地进行分享、发表他们的见解，他们不希望被别人利用。我们更多的工作是去和人物建立安全感和相互信任，这是在拍摄之前要做的事。”

　　柯文思作为一位英国导演，在中国拍摄纪录片需要面对更多困难，但他也因此得益，获得了不一样的视角，“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看待事物的方式跟大家很不同，我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从西方视角来进行解读、分析很多细节，大家视而不见的东西我可以把它们分离出来。”但语言的劣势也格外突显，“通过沟通来建立信任”这一关键法宝是失效的，制片人此时便需要代替导演完成这一工作。柯文思称赞了韩轶作为制片人给他带来的帮助，“她和她的团队可以创作出一个情景来让我执导纪录片，因为他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人物，对人物进行调研，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接受镜头，接受外国工作人员的面孔。”

　　

　　

　　柯文斯

　　选角是纪录片制作的第一步，也是决定纪录片好坏的关键，用柯文思的话来说，“它关乎到一切”。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拍摄对象，可以开放地对话，讨论自己的生活，那么纪录片的拍摄会顺利很多。柯文思表示，“所有的电影中，无论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必须要找到你的主角，如果找到这个人基本上事半功倍了（成功了一半），找到对的人，沟通也会高效，所以选角的过程中要依靠整个团队，以及团队选角的过程。”

　　韩轶分享了作为制片人是如何帮助导演完成纪录片选角的，“电影选演员要试戏，我要知道他们的能力，这个角色是否能够符合我的标准，纪录片也是一样，只不过选角的过程不是试镜，而是要不停地去寻找最能体现这个片子的人物。”她讲述了两种选角过程中会遇到的情况，一种是偶然碰到，比如与柯文思合作的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中第一集的主角便是机缘巧合下结识的，相处过程中感受到信任度和开放度都比较符合，便一拍即合。另一种情况则需要坚持，不停地寻找，“三、四年前做过一部电影，导演说要把这个故事讲好，需要一个这样的女孩，她大概是什么样子、经历了什么情况、可能会做什么事情……导演是在虚构人物，我们把要求给到调研员，挨家挨户地找，一家一家敲门，一开始对调研员而言压力非常大，这么多条条框框，时间又很紧，我们以为找不到了，但是最后居然找到了一个相似度非常接近的角色，后来那个故事真的非常好。”

　　

　　韩轶

　　关于选角，柯文思说起了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困扰，“中国很多人在谈论自己的时候会比较回避，一般而言我不会说他们害羞，我能够找到最好的词是，他们会更多地关注自己。” 韩轶也补充到，“中国人很内敛，我们不会大笑、大哭，我们会比较收敛，我们的情感是往内收的。剧情片中情感的表达会比较的容易，演员是有技巧的，是可以演出来的，但是真实生活中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真的是看运气，任何一个人不可能想笑就笑出来，必须是发自内心的，非虚构中的难就在于此。”

　　柯文思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将中国故事介绍给世界，作为一个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拍摄过的导演，柯文思非常懂得怎样的纪录片能够获得国际的青睐，个体的情感是走向世界的桥梁。“总是在说中国的故事怎么走出去，实际上很多时候要去找的是人类共通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我们有14亿多个个体，选角的过程中我更愿意聚焦在个体。因为个体上很容易可以讲到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最终落脚点是情感，当看以前打动过你的作品无外乎让你哭、让你笑、让你感动、让你深思，都是情感并不是数据，也不是枯燥的道理。”

　　

　　柯文思

　　此外，找到好的故事也是重点，“找到一个好的故事，前期调研一定要扎实，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我有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了，或者去一个地方找到一个人就可以了，但其实不是。需要调研，一定要去到他家中，要去敲门、见到这个人，还得看他在镜头上的表现是怎样的。”

　　讲故事的方式也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看家本领，柯文思分享了他的诀窍，“我有一个原则，一定要非常努力地尝试用镜头和图像来表述故事，而不是通过解说、文字语言来传递故事。故事的叙事要依赖于图像，莎士比亚描写的一个镜头、一个画面胜过千言万语，一个镜头可以传递很多的感情、可以传递更多的信息。如果是没有办法用图像传达故事时，再退而求其次选择文字进行表达。电影就像一砖一瓦，之中是有混凝土连接的，文字像混凝土水泥一样，视觉上的东西是主角，如何把它们剪辑在一起是需要互动和配合以及相应的主次明晰。一定要提醒自己这是一个视觉艺术，虽然语言很有力量，但是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使用文字语言，大部分时间要用图像进行诠释和描述。”

　　

　　柯文思

　　配乐也是重要的辅助工具，但配乐所带来的情感渲染时常会影响纪录片的客观性，韩轶对于这种说法有着自己的观点，“所谓的真实客观，我们应该要跳出这几层。拍摄的场景、剪辑镜头的选择是不是主观决定的？最终的客观是对这个人真实情感作为拍摄者主动做出来的，电影语言中该有的要素都应该尽量用，音乐的作用是个人的感受，但是不能因为有了音乐就不客观了，这么好的武器完全抛弃有些可惜了，这一点上柯文思也是经常讨论的话题，很多中国的片子，有些地方有一些音乐会好很多。”

　　

　　韩轶

　　在大师班的最后，柯文思给予中国纪录片创作者最大的鼓励，“你们所做的工作可以影响到很多人，也能够改变人们看待一个国家的方式，所以你们的能量非常大，我希望大家可以拍摄出更强大、更具有人情味的片子。中国需要你们去讲故事、打破我们之间的藩篱，跟全世界心连心。”

　　

　　韩轶、柯文思（从左至右）